市九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五次主任会议

我们能想到的自动执行例子就是房地产按揭贷款，届期银行会自动扣款，这算是最接近智能合约的例子。

要按照党的十九大部署，加大全民普法力度，真正把法律交给亿万群众。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

我们要深刻认识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的重大意义，更好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确保法治建设沿着正确方向前行。积极运用大数据技术汇集推送以往类似案例，让法官以同类案件同样处理的方式办案，让当事人对裁判结果形成理性预期、对司法公正增强内心确信。落实干预、过问案件的记录和追责制度，维护司法裁判的终局性，增强司法判决的执行力，加强对司法人员依法履职的保护，努力让司法更有权威。深化依法治国实践，必须把良法善治的要求贯彻到法治建设全过程和各方面，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法治的优越性，让法治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更好解决我国社会出现的各种问题，迫切要求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调节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强化法治在维护公正、促进和谐上的权威地位。

实施国家宪法日和宪法宣誓制度，增强全体公民特别是国家公职人员的宪法意识。拓宽公民有序参与立法途径，健全立法机关与社会公众沟通机制，做到广察民情、广纳民意、广聚民智。而总结实践可以发现，对于修宪，大家所持的态度明显是积极的、主动的。

二是，由全国人大在制定监察法的同时，专门在监察法后附带一个与宪法关系的说明性文件，这个文件也是具有宪法解释性质的立法文件。第三，监察体制的组织原则和领导体制是什么？只要在宪法中写监察委员会，就必须写组织原则和领导体制，但这又不是一个简单问题，现在设想的领导体制和组织原则是否科学？如果目前还只是在探索中，存在争议，一下子写进宪法是否合适？ 第四，监察委员会与其他国家政权机关之间的关系如何界定？如果修宪，这个问题也必须作出规定。而认真反思的研究，特别是对修宪之弊的研究与反思，不够充分。但法无授权即禁止，能否适用于代议机关，特别是适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体制下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恐怕不能。

具体到现在的监察委员会，大家要求修宪，若是在宪法里写上几条监察委员会的内容，果真就能实现监察委员会的设置初衷吗？ 建议有关方面结合上述问题，对1988年以来的4次修宪，包括历史上的历次修宪，进行一次综合的评估，看看究竟要不要修宪写进监察委员会的相关内容，写进去究竟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这样，可以让宪法的权威和改革的进行并行不悖。

三、建议努力克制修宪冲动，想方设法保持宪法的稳定性 大家都说1982宪法是一部好宪法，但是，这部宪法自颁布实施以来不断面临被修改的命运。而且监察委员会与军事委员会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个国家机构，与其他国家机构有错综复杂的关系，现在如果在宪法中写监察委员会，再做如此简略的规定，恐怕就很难了。对于这样一个极为重要的新生事物，如果在刚刚制定宪法时与其他政权机关一并设计，一下子用根本法的形式规定下来，当然没有问题。实际上，所谓成文宪法和不成文宪法的说法，很大程度上是理论中概括出来的，不应把成文宪法绝对化。

被过于频繁地修改的宪法，怎么能说是一部好宪法呢？ 在不到35年的时间，现行宪法已经经过了4次修改，几乎每8 年修改一次。这个说明是一份重要的宪法解释性质的说明文件。监察法的制定如果延缓一下时间，比如二年、三年内制定，可以更多地总结经验，发现和解决问题。但这个试点的重要特点就是改革、探索。

有的观点可能会说，看不清楚的，就少写两句。第二，只有对宪法明文规定要做否定性变化时，才可以修改，不涉及宪法条文否定性变革的就不改，尽量对条文做扩大解释。

几个月行不行，一年行不行？二年、三年、甚至五年、十年，行不行？现在并没有答案。六、监察委员会如何写进宪法，是一个难题 如果在1982年修改宪法时，对国家机构进行统筹安排，怎么写监察委员会，都没有多大关系，因为一切都是新的开始。

它像一位伟大的母亲，以沉静、坚韧和包容的姿态，呵护着它的每一位公民，俯视着祖国大地上目不暇接的万千变革。但是，现在回头看，是不是每一次修改、每一处修改都实属必须？是不是每一次修改都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这方面，我们的宣传报道、教课书包括学术文章，基本都是充分的肯定。这里所说的修宪之弊，不是指抽象意义上的修宪之弊，而是指对宪法修改的每一个内容，究竟有没有必要，修改之后究竟达到了什么样的效果。以制定监察法为例，在宪法修改的相关方面，是不是就可以确立以下原则： 第一，只有对宪法中的国家性质、国家根本政治制度、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等根本性的事项，必须进行重大改变的时候，才能修改宪法。第五，对于监察委员会的组织体制及其职权对国家政治体制可能带来的深远影响，我们是否有准确预见和把握？这实在是一个重大问题，但迄今未见有清晰回答。八、解决问题的建议 建议先制定监察法，不修改宪法。

如果可以在不修改宪法的情况下，制定监察法，推进监察体制改革，我们就应当对修宪十分克制，加强解释宣传，尽量避免修宪。所以，现在要加紧制定的监察法，作为一部重大的改革性法律，它的优点很明显，但可能出现和面临的问题也会很多。

五、监察法是重大改革性立法，应当重立法不重修宪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提出监察体制改革后，从去年底到现在，在北京等三地实行监察体制改革试点还不到一年，最近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各地开展监察体制改革试点的工作也才刚刚开始。可以说，在建国以来近七十年的国家政权体制运行中，监察体制改革是一项全新的改革，监察委员会是一个全新的国家政权机关，有人把两者称为横空出世，是很形象的。

如果监察委员会这样稍稍增加宪法的适应性，即可以到宪法中找到立法根据的内容，都不可通融，一定要修宪，那么，其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生态文明等领域与宪法有直接关系的改革措施，大家都拿出来与宪法规定一一对照，动辄提出违宪问题，或者补充进去的问题，要求修改宪法，将会出现怎样的局面？ 建议有关方面充分考虑制定监察法时修宪可能引发的其他一系列连锁反映，将改革与修改宪法做适当的切割，在改革中守住宪法的底线：改革可以拳打脚踢，但宪法是笼子，改革不能冲破这个笼子，甚至一觉得笼子碍了手脚，就想拆笼子。现在，在监察法之前要不要修宪，所涉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

宪法是根本法没有疑问，但全国人大是修改宪法的主体，其制定的国家机构的基本法律本身也具有宪法的性质，就是宪法性法律，与宪法之间没有不可跨越的界限。他认为，这些内容在宪法的已有规定中可以找到包容性的理解，不应当通过修改宪法的方式解决。他主张，宪法要有权威，就不能轻易修改。因此，必须先修改宪法，在宪法中设立一个监察委员会，再制定监察法，这样才名正言顺，才能维护宪法权威。

但是，作为一个极其重要的国家机构，它在宪法中的规定能够像中央军事委员会一节那样，只写两个条文吗？1982年宪法中的中央军事委员会一节，之所以规定得如此简略，是有十分特殊的历史背景的，那两个条文是邓小平本人亲自拟定的。这一观点看上去说得通，也可行。

世事沧桑，潮流浩荡，即使我们在踢打滚爬中犯了错误，但只要我们积累了经验，改正了错误，变得成熟起来，宪法就像一位慈爱的母亲一样，仍然会欢迎我们回归它的怀抱。宪法允许我们闯荡改革，甚至允许我们犯错误，但是，它不允许我们任性地把自己的错误强加于它，不允许我们打着它的旗号犯错误。

而且，先修改宪法，再制定监察法，在技术上也不是一件难事，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一次性就可以解决。这对实现依宪治国，巩固宪法权威，具有重要意义。

宪法是全民共识的体现。需要引起注意的是，修改宪法有利，但也有弊，在考虑修宪之利时，应当考虑修宪之弊。所以，宪法虽然没有规定监察委员会，全国人大根据宪法的相关规定，制定监察法，是没有问题的。但相对于几十年的政权运行格局来说，即便几年后制定实施的监察法，也仍然显得有些仓促，一下子与宪法法律的其他环节全部衔接上，恐怕不那么容易。

比如，行政机关有为社会服务的职责，但有些服务没有法的授权，行政机关也应当做，就不能以法无授权不可为来做懒政、怠政的理由。但是，如果写进宪法，很快又发现问题，再要求修改宪法就不太好办了

应当说，法无授权即禁止主要针对的是执法机关。但是，如果写进宪法，很快又发现问题，再要求修改宪法就不太好办了。

监察法的制定如果延缓一下时间，比如二年、三年内制定，可以更多地总结经验，发现和解决问题。二是，由全国人大在制定监察法的同时，专门在监察法后附带一个与宪法关系的说明性文件，这个文件也是具有宪法解释性质的立法文件。